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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探索批判性的中国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在世界史上有着史无前例的地理、人口规模和多样性，同时也初步完成了向国民国家的转型。因此，全球对中国的历史独立性及连续性表现出了极大关心，“帝国”便成了说明中国的重要概念。帝国的特点是宽容与膨胀。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内外提出的将中国视为帝国的话语：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天下观。笔者认为这些“作为帝国的中国”话语的共同点是，无法用西方的国民国家等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另一个共同点是，虽然都强调与过去遗产的连续性，但并不一定与历史实际相符。这些话语的核心是重思中国，重构中国，因此，可以说是“作为计划的帝国”。为了既充分发挥帝国话语的优势，又能克服其不足，笔者特别强调了“周边视角”，将朝鲜半岛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提出的“复合国家论”与帝国话语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帝国　朝贡体制　文明国家　天下主义　复合国家

　　一、为什么关注“作为帝国的中国(China as an empire)”?

　　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为了说明国际政治局势，学者们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全球化及重新解读帝国等一系列的主张。2001年“9·11”事件导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几乎独掌世界秩序。“帝国”这一概念正是为了说明美国的这种霸权而被提出来的。之后，这一概念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在此之前，因为帝国被认为是“前近代性概念”，所以长期以来没能在学界引起关注。可以说，“帝国”是最近才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的。但是用帝国来分析中国，似乎与上述学界的动态没有直接的关系。笔者认为，“帝国”概念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说明中国的工具，是因为与逐渐衰退的美国经济(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相对，中国逐渐崛起为大国，已经到了被称为“G2”的程度，因此更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历史独立性产生了兴趣，“帝国”这个概念也随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回顾过去，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是用“国民国家”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概念无疑对我们分析中国起到了重要影响。在20年前，笔者也曾从“国民国家的形成与变形”的视角贯穿了中国的近现代史。在此之前，学界对中国近现代的主流的历史认识是：清末以来，尤其是在清日战争中(1894～1895年)败给日本以来，中国的文明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天下”到(万国之一的)“国民国家”的转变也变得不可逆转，当时的中国人也将完成这一转变视为时代的课题;在中国人完成这一历史课题的过程中起到动力作用的正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但是，笔者在1994年发表上述文章之际，韩国社会与论坛刚刚开始了对20世纪70至80年代盛行一时的韩国民族主义的批判性探讨。笔者适应这样的思想潮流，试图将民族主义与国民国家分离开来，分析其动态的结合过程，而不是将两者的结合视为理所当然的结果。后来，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笔者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更进一步着眼于国民国家的“解放与压迫的双重作用”，将20世纪中国史整理为：既是“国民国家的历史”又是“国民被强制的历史”，并提出21世纪对中国来说，是迫切需要“新的国家构想——即制约国民国家的强制性、激活(国民国家的)解放功能——的时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韩国学界，裴京汉提出了国民国家的形成这一视角是否适合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史的疑问。同时，帝国这一概念也开始运用于对中国史的理解上。再后来柳镛泰提出中华民族论具有“内化了的帝国性结构”;全寅甲通过“帝国性国民国家”的概念，主张从连续性的角度理解中国的传统与近代。笔者也试图从帝国性的角度，将中华帝国秩序的变迁与其后依次由日本帝国以及美帝国主导的地域秩序进行了比较。这样一系列的变化正是韩国研究者们想要主动地分析(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与韩国)在世界地位变化的意愿发挥作用的结果。

　　此文在适应韩国学界的这种崭新潮流的同时，试图阐明从帝国的角度而非国民国家的角度分析中国近现代史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首先，本文将那些试图用超越国民国家框架的方法分析中国(史)的主张(无论是否直接使用帝国概念)——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天下论等，视为广义的帝国话语，并对这些主张进行批判性的探讨。

　　在进入本论之前，笔者想先对帝国这一处于不断争论中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整理。当然，因为帝国这个概念极具争议，所以这种整理也仅限于为了明确本文的主张。因为韩国不但没有经营过帝国的经验，而且还受到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韩国人很容易将帝国等同于帝国主义，进而对帝国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在本文中，笔者不愿将帝国(empire)这一近代以后翻译过来的词汇当作道德评价的对象，而愿意宽松地将帝国规定为，拥有广阔的统治领域，同时常常表现出对外膨胀倾向的广域国家。因为统治领域宽广，所以帝国具有统合多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宽容(或包容)原理。简言之，帝国性的特点是宽容与膨胀。

　　考虑到这种界定会显得太抽象，笔者打算先整理帝国与一些相关概念的差异。帝国具有包容其领域内居民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原理抑或“战略性宽容”的特点，而这与强调国民同一性的国民国家是不同的。国民国家要求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的一致。所以，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的那样，国民国家不具备统合不同民族集团的原理。同时，帝国与国民国家在空间上膨胀后要求服从、进行掠夺的帝国主义也是有区别的。国民国家在空间上膨胀以后，像日本那样，虽然标榜为“帝国”，但实际上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当然，构成帝国的各个要素之间不可能平等地结合，(帝国的)中心会对其周边进行支配，即形成一种“中心—周边”关系，这种中心与周边的支配—被支配关系成为帝国的基本结构。简单地说，帝国的中心，具有只介入帝国周边的外政而不直接干预内政的倾向。

　　即便(暂时)这样界定帝国，仍有尚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其领域的范围到底应该算到哪里?与国民国家明确的国境(border)相反，前近代的帝国，是用面状的境界区域(frontier)来划分其统治领域的。这一特点在中国的(统治)范围里也表现得十分清晰。通常，理念上的中国帝国——天下(即世界)——与历代王朝实际统治的现实中的中华帝国的版图是既有区别，又相互重叠的。同时，实际统治的领域是通过与四夷接壤的面(即外境，一种被称为疆域的灰色地带)和其内部的(非中国人)少数民族间的内境来划分的。那么中华帝国的实际版图到底延伸到哪里呢?我们不妨将内外境界区域内的部分视为现实中的中华帝国。但是存在于境界区域外部的周边各国与中国帝国也缔结了朝贡、互市、蕃部、条约等一对一的国家间关系，那这些周边国家是否应该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呢?这既是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笔者想强调的是，现实的帝国与理念上的帝国的领域是十分流动的，在具体的状况下，存在过前者试图扩张到后者的倾向(即帝国性)。笔者在此将原来中华帝国的版图(proper China)扩张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清朝的领域——其中的大部分今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视为现实的中华世界(的极限)，将包含其周边国家的圈域视为东亚地域秩序。当然，因为两者有时会相互重叠，所以不能忽略两者关系的可变性。

　　继帝国的概念与领域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从帝国的视角考虑中国有什么优点。强调“作为帝国的中国”这一视角的白井聪甚至认为“如果不自觉设定这样的视角，那么，将无法加深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理由：

　　中国的前近代帝国没有分解成多个国民国家，至今还维持着中世纪帝国的性格，这种特殊性决定着现今中国的存在方式，同时，如果说现代是从国民国家的时代飞速转变为“帝国”的时代，那么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原有的帝国的性格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

　　关于此引文的后半部分中提到的时代转换的问题是否得当，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但这部分内容与本文的主旨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暂时放到一边。但其前半部分提出的理由还是可以接受的。从汪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中存在“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重叠关系”的主张中也可以看出，用来说明西方人的近代经验的框架——帝国与国民国家的二元论，即帝国到国民国家的转变——是无法说明中国人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历史经验的。即只用国民国家或只用帝国无法说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因此，笔者也曾经用过“披着国民国家外衣的帝国”20这一比喻。当然，也可以像全寅甲那样，用“帝国性国民国家”这个将两个概念合而为一的词汇来描述中国，同时也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概念。综上所述，虽然帝国这个概念是由西方提出的，但这一概念有助于说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特殊地位，起到强调其独立性的作用。这正是帝国话语的第一个优点。

　　用帝国话语来理解中国时，我们能获得的第二个优点是，(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研究中国史时容易陷入的问题，即传统和近代的二分法(dichotomy)，进而注意到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第三个优点是，可以确保一种将中国这一帝国与古今中外的诸帝国进行比较、分类的世界史的视角，即便这种比较仅仅是形式上的。最后一个优点是，可以充分显现出中华帝国包容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原理或运作方式，也就是膨胀与宽容相重叠的帝国的运作方式。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帝国话语所导致的诸多问题。首先，帝国这一概念(或形象)除了具备宽容之外，还具有膨胀的要素，因此有可能会唤起中国内外对帝国消极的历史记忆。第二，仅仅依靠过度强调中国史的连续性是无法克服传统与近代的二分法的。我们不能忽略庞大帝国在按照近代世界体制的规则成为一个国民国家的过程中，依旧会显现出其连续性。只有完整地理解中国史中的间断与连续的复杂关系，才能有效克服二分法的历史观。第三，仅靠各种帝国类型的比较是无法确保世界史的视角的。帝国的基本结构是中心与周边的支配—被支配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是通过双方向的对抗与变化来完成的。(在帝国主义的描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的单方向的影响，但在帝国中，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不是这种单方向的关系。)即使庞大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但作为其中一方的弱小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即使是从帝国的视角来理解中国，也不能忽略中国与东亚地域秩序的联动性，同时，作用于此的国家间体制这一世界史的规范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帝国话语所关注的基本行为者是国家而不是社会，因此将帝国概念适用于中国社会时，尤其是适用于中国近代史时，可能会忽略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性(dynamics)。

　　因此，本文特别强调将中国视为帝国的“周边视角”。通过强调这一点，希望既可以充分发挥视中国为帝国这一视角的优点，又可以克服其不足。笔者在探讨了有关中国的帝国话语之后，再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主权重构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这一角度来批判性地探讨帝国话语的用意也正在于此。

　　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正式开始分析那些用来说明宽容与膨胀相重叠的帝国性的帝国话语的主要分支。

　　二、帝国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之一)：重思朝贡体制

　　朝贡制度是很多用帝国概念说明中国的学者们所关注的中华帝国的运作方式。但是，那些认为现代中国与中华帝国具有历史上的连续性，而且这一连续性会以帝国的形式在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学者，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作为历史研究者，如果笔者仅仅用历史学界关于朝贡制度的研究成果来评价他们的主张与历史现实的相符程度的话，将很难开展有效的分析。因此，笔者打算把重点放在这些观点对预测现在和未来的中国有什么作用的问题上。通过此文，笔者试图与历史学及(包括大众图书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帝国话语进行对话与沟通。

　大众读物《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预测，如果中国支配21世纪的世界，那么朝贡制度很有可能会复苏。他认为“朝贡制度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制度，不如说是文化、道德制度”。他主张“在东亚地区，中国即将掌握的霸权虽然与过去的朝贡制度的形态会有所不同，但朝贡制度的痕迹依旧会残留下来”。随着中国上升为东亚的新中心，他所认为的过去朝贡制度的诸要素被视为中国主导下的(21世纪)崭新的(即与过去帝国主义秩序不同的)世界秩序的运作方式，因而在中国内外备受关注。

　　虽然，在历史上朝贡制度确实起到过作用，但历史学界已经提出过能否将其称为“朝贡体制”的质疑。正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简单提及的那样，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通过对清帝国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观察，确立了中国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与朝贡体制(tribute system)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推广到(清帝国)以前的时期。他的模式至今还被认为是理解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流学说。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指出他的理论是将向近代条约体制论的过渡视为前提的范式，是与历史的实际不相符的概念。

　　即便中华帝国不是按照朝贡体制运作的，但多数人还是承认朝贡与册封的等级式地域秩序的。而在清日战争中的战败导致中国失去了朝鲜这个最后的朝贡国，此后这种朝贡与册封的关系也随之解体了。但是，茂木敏夫指出，朝贡秩序作为一种理念，被进一步简化之后，仍然保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因为在现实中，它已经消失了，所以反而导致这一中国世界秩序被“理想化为应该恢复的传统”。

　　与历史学界批判朝贡体制的趋势相对，国际政治学界认为，朝贡体制不仅仅是概念性的产物，而且还是一整套实际政策的组合，同时是理念与实际相结合的世界模式。其代表学者就是被称为从博弈论的均衡视角说明朝贡体制的第一人——沃麦克(Brantly Womack)。他没有用基于儒家道德的文化或者交易关系中的外交装饰来解释朝贡体制，而是从国家间利益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该体系，从而论证朝贡体制的合理性。他认为，朝贡体制是一种中国依靠优越于邻国的地位而形成的地域性制度的产物，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非对称的，双方通过合理的选择与战略上的相互作用，维持着这一体制。中国倚靠朝贡秩序来维持地域秩序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其正统性，同时也是为了以最低的成本来完成维持边境地域稳定的战略。

　　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似乎也愿意接受他的主张，因此较为受关注的观点是：朝贡体制不是单方面的支配，而是“多重的、动态的外交现象”，是双(多)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东亚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稳定与和平，原因正在于此。随之，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认为当今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出现的，对说明欧洲国家之间既相互对称又相互竞争的关系是有用的，但用它来说明中国处于绝对优势的东亚国家之间的非对称的历史经验有可能是不合适的。这种质疑的呼声最近越来越高。从这种观点考虑，他的主张以及那些引用他观点的中国学者的主张对理解中华帝国的运作原理是相当有用的。

　　当然，虽然他们在积极评价朝贡体制时，并没有直接使用本文中所关注的帝国概念，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内容——即中华帝国周边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和平，不是因为中国用武力来征服周边国家，而是因为非对称的诸多国家通过彼此间的“合理选择与战略上的相互作用”维持朝贡体制——正是帝国话语的核心要素。

　　那些没有像马丁·雅克那样，将朝贡制度视为“文化、道德制度”，而是从国家关系这一利益角度理解朝贡体制合理性的国际政治学者们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沃麦克的“今天的中国可以更好地运用过去中华帝国的(在与周边小国的关系中获得的)经验”这一观点之中。在他们的主张中，朝贡体制这一帝国遗产对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政策内涵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一点说，帝国话语具有较强的未来指向性。

　　笔者并不是想提出这种前瞻性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在此，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他们的朝贡体制论中，忽略了位于中华帝国周边的小国的作用。这一观点就与怎样衡量(具有未来指向性的)朝贡体制论在世界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如下面将进一步分析的，上述观点，与在国家间体制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上层结构的根本变革中，中国怎样创新地利用和动员朝贡体制这一帝国遗产的问题直接相关。)

　　因此，有必要关注金宣旼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正如在清帝国内部，汉人、满人、蒙古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与作用那样，“朝鲜也发挥了普遍帝国的外藩的作用”。“作为中华文明的一员，朝鲜是表现清帝国普遍主义的十分合适的主体和对象。”笔者也曾经在分析韩中关系史的文章中，将韩国在韩中关系史中的地位 / 作用视为“不变的条件”，强调“朝鲜的态度既可以很好地维持东亚秩序，也有引起分裂的可能性”。

　　三、帝国话语的批判性分析(之二)：文明国家论与天下观的现今作用

　　此外，“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这个概念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帝国概念，但也起到了强化帝国话语的作用。这一概念也同样更多地应用于历史学以外的学术领域。

　　在这一点上，上述马丁·雅克的主张再一次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国民国家是文明国家这一底层结构的表层而已”的主张：

　　中国之所以是文明国家，不仅因为中国是最近才以国民国家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而且还因为至少两千年的历史不断地介入到当今的中国，成为一种行事的指南。中国人之所以不断地受(视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的影响，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以中国为例，不仅是历史，还有现存文明为中国人思考国家和认识自我提供了动力。

　　他将中国规定为文明国家而不是国民国家的重要根据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植根于中国的文明，因此与国民国家的原动力——民族主义——是不同的。从本质上，中国人是依据文明观念来解释中国的领土和统一国家的特点，这才是体现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最典型的例子。

　　当然，世界上存在很多文明。西方文明也是一个例子。但是，他认为在世界史中，因为中国所具有的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地理、人口规模及多样性这两个特点，同时在现阶段，中国又被认为成功转变为国民国家，所以目前保留下来的文明国家就只有中国。

　　他所关注的文明的根基是儒家思想。在这里，追究马丁·雅克将历史上存在过的多种不同的儒家形态粗略地规定为中国文明根基的主张，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等观点，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分析方式。但有一点还是需要明确地指出，那就是，正如在“新清史”的争论中所体现的，清帝国的统治是“横向的内亚东西模式”与“中原—江南纵向南北观”并存的“一种复合式新型统治体制”，所以必须要有一种综合的视角。与其简单认为只有儒家是中国文明的根基，不如着眼于中国文明的复数性和累积性，较能符合历史事实。

　　当然，我们也需要指出，他提出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这一概念的理由并不是在儒家本身。他的文明国家论的核心在于强调现在和将来中国的文化身份。所以，他认为，文明国家内部的运作方式具有“实际上与联邦制相近”的特点。表面上，虽然维持着单一的政府体制，但实际上是一个“由多个具备个别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半自治的省份构成的体制”。中国的省与国民国家相似，因为清朝这一帝国领域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并没有分解，因而当前的中国从其规模来说，超越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联合体。正因为这一特点，得以确保以大一统为前提的多样性，中国赋予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其典型的例子。如果是一个国民国家，将很难容忍这种方式。这不是领土上或政治上的意义，而是基于文化的、作为实体的文明国家中国的运作原理，同时又扩张到外部这一个层次，形成了“大中华圈”。

　　我认为这样的文明国家话语是那些(苦于无法正确理解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西方人将其理由归为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过去，而提出的概念。这一点，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着手分析中国政治的)白鲁恂(Lucian W. Pye)早期所使用的这个概念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如果从西方的角度考虑，就如同欧洲的罗马帝国延续至今，而且现在又想以“一个国民国家”的形式存在，并称“中国不是从属于国家群(the family of nations)的又一个国民国家，而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国家(a civilization-state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但是最近中国也引入了文明国家这一概念，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用“文明国家”来表达在现代化与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取得成功后的自信及对本国文明的肯定。其代表人物是甘阳。他认为，20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但21世纪的中心任务是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重新将中国建设成“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

　　上述西方学者的文明国家话语似乎对甘阳提出文明国家的主张起到了不小的影响。他认为，认真对待中国的多数研究者都会同意中国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甘阳直接引用白鲁恂所提出的“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国家”这一表述，并指出这是西方政治学界的流行说法。进而，他也从中国的近代思想资源中寻找其根据。他指出，梁启超在构思“新民说”(1902～1906年)时，虽然只考虑到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短期任务，但十几年之后，当发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1915年)和《中国与土耳其之异》(1915年)时，已注意到“大中华文明国家”的长期愿景。他认为，梁启超亦注意到构成“国性”的核心是文明性，所以应该将此资源视为21世纪的中国思想界的出发点。为了主张要回归过去的中国文明，他甚至主张“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

笔者认为，我们无法不从他的主张中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欲望。他为了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成功，将土耳其的例子称为“自宫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提出希望中国不要像“自我撕裂的”、“三流国家”土耳其那样，成为西方的属国。在此，有必要明确点出，白鲁恂所提出的文明国家不仅仅是指中国，其他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可以应用此概念。同时，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文明国家的概念是否可以这么一直适用于中国。

　　对扩散帝国话语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除了文明(国家)，还有“天下”概念。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中，重新解读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使之成为可以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扩张形态——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维护21世纪和平与世界秩序的原理。

　　他认为，与西方由民族或国家构成的世界概念不同，天下这个中国人的世界观具有多重的意义，所以天下即(中华)帝国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是一种世界社会。

　　他的天下理论的核心是“无外”原则。如果说基于基督教的西方的世界秩序源于划分敌我，那么，天下理论是一种“化敌为友”的理论，其“化”是吸引对方，而不是征服对方。因此无外原则是将天下理论上升为人类世界秩序原理的根据。这难道不正与上面提到过的帝国运作的宽容原理相符吗?

　　他的“无外”原则由“内外”原则作补充。对他来说，这两个原则所说的“外”的概念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所以不会互相矛盾。“无外”原则是世界制度层面上的，是“没有任何异端的”、四海为家的概念，“内外”原则是国际关系上的原则，用来说明亲疏有别的远近关系。而且这个内外意识通过演变，最后成为所谓“华夷之辨”的意识。但是，因为无外原则制约内外原则，所以，华夷的区别也只是表现为文化上的差异，不会导致无法共存的对立或异端之类的他者，它同时还抑制天下、帝国演变为军事帝国。终究，他所要表明的是，中国这一天下、帝国所追求的是文化帝国，这一文化帝国以“礼”为基本原则，抑制自身的膨胀。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指出赵汀阳所提出的天下话语中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所以，在此，我想从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帝国性的一个侧面——宽容的角度提出一点意见。他认为，支撑天下观的中国思想的基本能力乃至基本精神“不在于因时而变，而在于可以(教)化万物”的“化”。在此，我想对他的这个“化”中所包含的向心力提出一点质疑。他认为与西方的“讨厌他者，但是忍着”的宽容不同，中国的“大度”是接受多样化，将“多”化为“一”。但他的分析也只到此，没有指出“一”化为“多”的离心力。

　　比笔者更明确地批判这一点的是威廉·卡拉汉(W. A. Callahan)。赵汀阳所说的“化敌为友”或强调“皈依”等内容，在卡拉汉的眼中，与“一种帝国暴力逻辑”是没有区别的。进而，他认为，赵汀阳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存在于中国内部的想利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欲望，同时是“一种爱国主义形式的普遍主义”(a patriotic form of cosmopolitanism)在国内流行的表现。卡拉汉批判赵汀阳的核心内容，即“后霸权体系的主张往往包含崭新的(时而暴力性的)包容与排斥的萌芽。即天下表现出新霸权的大众效果，通过这种方式，21世纪的等级式统治将实现升级”的主张虽然显得有点过激，但对我们评价包括天下观、文明国家观在内的广义的帝国话语，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笔者曾在别的文章中，通过对许纪霖的“新天下主义”进行介绍和批判，提出了与卡拉汉类似的担忧和主张。许纪霖同样也认为，历史上的中华帝国得以支配周边国家或民族的核心不是武力，而是“天下主义的华夏文明”。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文明大国”的目标应该是努力使这一传统资源成为适用于现今的普遍文明。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新天下主义”。为了建设新天下主义的中国，“我们”要在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中，提炼具有普遍价值(资源)的同时，将全球文明中的普遍价值转变成适合在中国土壤中成长的“我们”(的资源)。对此，笔者出于希望他的“新天下主义”不仅成为对中国人有益的思想资源，同时成为对东亚乃至对全人类有益的优秀思想资源的意图，曾提出，如果新天下主义仅仅局限于重构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文世界的中国人的身份(identity)的话，绝对不可能成为普遍文明。

　　无论是主张文明国家论的学者，还是强调天下观的学者，虽然在深浅程度上因人而异，但所包含的对中国和未来的预测是大体相同的。充分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赵汀阳。他指出自己的写作意图是“重思中国，重构中国”。我们应该留意他的这种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以中国为议题，通过强有力的话语，形成中国人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框架。他们发出的话语，既受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同时又对西方的研究成果产生影响，通过这种循环过程，这种话语的影响力也倍增，从而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认识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学界与论坛应该更加注意这种变化，并且必须介入这种话语。

　　四、从周边摸索出的主权的重构与帝国话语

　　对于上述帝国话语，笔者要从哪个角度进行介入呢?东亚地区经历了以中华帝国—日本帝国—美帝国为中心轴的更替，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等级化的地域关系。因此东亚的周边地区积聚了较多的矛盾与纠纷。笔者正是要从这些周边地区，即“核心现场”来发出声音。

　　最近一段时间笔者较为关注的核心现场是台湾、冲绳及处于分断体制下的朝鲜半岛，所以打算对上述三个核心现场逐一进行论述。这三个场所，过去都位于中华帝国版图(即中华世界)与传统东亚地域秩序相重叠的部分。在这三个核心现场，都开展过对主权(的至高无上性)的挑战。笔者打算探讨一下作为帝国的中国话语所包含的意义。

　　清朝初期，直到1683年彻底清除反清海洋势力后，台湾才得以最终划入中华帝国的版图，但在台湾设立台湾省是在1883年，即是与日本明治政府发生漂流民事件的不久之后。1895年在清日战争中战败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帝国战败后(1945年)的国共内战期间，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海峡两岸处于分离状态，最终形成了所谓“两岸问题”这一特殊的关系。

　　当我们从“两岸关系”这一较为中立的词汇而非普通国家地区间关系，考虑作为两岸问题的当局者之一台湾时，笔者对站在“作为帝国的中国”立场的柄谷行人的主张十分感兴趣。简单地说，他认为，现在的中国通过“帝国”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台湾问题。今天存在于台湾海峡的尖锐的军事紧张不会重现。同时，如果双方当局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现状的话，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将近代的主权逻辑视为有害无益之物，而置于一边的结果。这就是柄谷行人的主张。为了理解他的这种观点，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留意他对“作为帝国的中国”所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过去的中华帝国的)领土，之所以在后冷战时期不像苏联那样瓦解，不是因为共产党统治多么缜密，而是因为中国与俄罗斯或南斯拉夫不同，具有较强的帝国传统。同时，他认为中国能维持帝国的秘诀不在于版图或多民族、经济实力的大小，而在于(用儒家的话来说)是否能具备“德”。基于这种观点，他预测“将来中国虽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一定不会导致现在的多民族国家分解”。

　　本文的重点不是分析他的关于“作为帝国的中国”的观点，单就台湾问题来说，他和其他主张帝国话语的学者一样，没有对帝国的周边——在这里是对台湾人的主体性——给予充分的关注。难道不是统一与独立的二分法造成了台湾社会的分裂吗?从长远来说，即便中国克服(统一与独立的)两分法的新方案(或者两岸关系的第三种出路)最终回归到历史上熟悉的“过去”的可能性很高，也不能忽视台湾人为了克服现在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像柄谷行人那样轻易地认为台湾问题基本上已经按照“帝国”的方式得到了实质上的解决。“中国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混杂性(hybridity)很强的、非实体的概念，所以它不会被任何人“独占”。“开放的、未来指向性中国人身份”的主张也是从台湾社会提出来的。在那种情况下，台湾人既是中国人，又可以成为确保其特殊性乃至独立性的主体。同时，台湾市民社会内部也在不断摸索可以超越主权与国民国家框架的新的可能性，“复合社会”的构想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甯应斌主张要像“一国两制”那样，为少数群体设立专门的自治空间(special zone)，通过全面的多元主义，超越国民国家的框架。包括他的通过类似于传统时代扩大内境的方式来实现主权分割的复合社会论在内的多种观点作为测试中国弹性的石蕊试纸，对“作为帝国的中国”这一观点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

　　冲绳作为另一个核心现场，同样也表现出国家主权归属的复杂性。琉球王国曾经在中华世界的外境接触的空间中维持过一段独立统治的时期，并与当时的明清王朝维持着朝贡关系。之后琉球王国从属于日本的幕府统治下，但仍然与中国维持着朝贡关系，形成了一种一支两属的双重支配关系。但是这一关系是处于非对称关系的两个当事国出于相互的战略考虑而形成的关系，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强制的结果。之后，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下，冲绳被视为“内部殖民地”;战后美国占领时，又被视为“潜在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的适用地区。1972年“回归”日本之后，主权的重叠性问题依旧存在。(较之前，规模反而扩大了的)美军基地的存在是“结构性歧视”的根源，至今还让人思考冲绳“回归”日本本土的意义，即追问主权对冲绳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持批判态度的东亚知识分子将冲绳问题与(冲绳)居民自治运动视为可以将国民国家相对化的契机而备受关注。对冲绳这一受害者负有“罪恶感”的日本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也许是理所当然的，而之前没有关注过冲绳问题的华语圈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中国的孙歌就试图通过冲绳体会日本本土所没有经历过的自由精神和顽强的生活意志，学习不局限于国民国家这一单位的感觉。对于无法归结为国民国家的、冲绳人的丰富的身份认同(identity)，汪晖将冲绳的“暧昧的独立性与特殊性”评价为，不是单纯地追求“民族独立”而是追求一种自主的、崭新的政治形态。

　　但是这种创新的举措，在日本的政治环境中，被认为是“中国的冲绳属国化策略”的一部分，因此备受争议。处于中华帝国与东亚地域秩序的灰色地带的冲绳地区，在日本内部具有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文化的特点。但这一特点现在为日本的右翼势力提供了口实。

　　冲绳民众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练就了敏锐的国际政治感觉，所以即使他们渴望实现冲绳的独立，也不会轻易将这种愿望扩大到社会范围之中。当然，当中也存在独立论者，也有人站在独立论者的对立面，主张“非国家的、脱领土的新社会”，即“琉球共和社会”论，但正如该地区的元老新崎盛晖那样，在冲绳较高的呼声是获得较高的自治权，促进日本国家的改造，成为促进东亚和平的“催化剂”。像新崎这样的冲绳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生活圈”这个概念正是为了超越国境与领土概念而有创意地提出的。

　　接下来，一起看看第三个核心现场——处于分断体制下的朝鲜半岛——提出的复合国家论。

　　19世纪后期以来，韩国在维持与清朝的朝贡体制的同时，还与其他国家缔结了近代性质的条约关系，较早经历了两截体制中的主权的复杂性。在殖民地时期，又经历了主权的丧失，领悟到恢复主权的重要性。在冷战时期，由于朝鲜半岛处于分断体制，所以大韩民国在以美国为中心的非正式帝国中，经历了“漏洞主权(perforated sovereignty)”。但是在韩朝促进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需要提出更具新意的思考与实践，其中“复合国家论”是对主权弹性进行思考的一个例子。

　　复合国家(compound state)是与我们所熟知的国家(即单一国家，unitary state)的概念相对的词汇，其字典上的意义是两个以上的国家结合后形成的一种国家形态。历史上已经出现的类型有：具有对等的结合关系的联邦与国家联合，支配—从属关系的结合的宗主国 / 保护国等。

　　但是比这种字典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念是在韩国社会的统一、民主化运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一事实)。这一词汇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7·4共同声明》后，由千宽宇提出来的。虽然当时韩国处于严禁谈论与朝鲜统一的冷战体制之中，但受两政府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7·4共同声明》的鼓舞，千宽宇为了克服韩国内部的主张统一与主张自由民主主义阵营之间的分裂，使韩朝“维持各自的体制，但‘形成某种作为国家的状态’，通过对话与交流，逐渐走向单一国家”，提出的正是复合国家论构想。历史上存在过的复合国家的形态——如朝鲜当时提出了联邦制这个统一方案——很难应用到朝鲜半岛，所以他所提出的“一个民族依靠某种积极的力量创造出史无前例的那种(国家形态)”正是复合国家。这一想法不是为了消极地避开朝鲜的统一方案，而是在维护民主与自由的原则，集结民族民主势力，为统一作贡献的积极意图下提出来的。复合国家论从一开始就是从市民社会的迫切的实践意志中涌现出的一种创新构想。

　　20年之后，这一构想被白乐晴吸收后成为分断体制论的构成要素，被进一步具体化。他提出“作为克服分断体制的方案，联邦或联合体制如果不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相当程度的修改的话，是很难完成的”。因为那不是走向“完整的统一国家”的过渡阶段。他在与一群论者开展讨论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复合国家的构想。复合国家“不是单一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包容所有国家形态——即各种国家联合(confederation)与联邦国家(federation)——的外延最为广阔的概念”，同时“不将主权问题拘泥于单一国民国家形式之中，用更具创意的方式解决(主权)问题的根本性提议”。

　　1999年笔者曾引用白乐晴的构想，试图将其应用到东亚的范畴中来，把这一想法视为笔者东亚论的构成要素。当然，这一构想通过2000年韩朝领导层拟定的《6·15共同宣言》的第二项(国家联合或较低阶段的联邦制的共识)，而避免了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市民社会的创造性提案，也曾有过被双方政府进一步实现的可能性。当时，也对韩国的历代政府提出的“南北联合”案和现存的国际法上的国家联合或联邦制等古典概念的差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是国家联合或联邦制都是多个国家的结合体，加上还有复合国家这一国家类型的字典解释，所以，有必要强调，民间提出的复合国家是包容所有国家形态的，即所谓雨伞式构想，是兼具国家之间结合，或国民国家自我转变等形态的新国家机构间的统合构想。像现在这样韩朝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更为迫切的，反而是从民间社会提出不拘泥于单一国家形式的，更具创意地解决主权问题的努力。笔者借助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主权的partage”(既是分割又是分享)，将同一领域中出现多个主权重叠的体制预想为“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的可能性，而对东亚的共生社会进行的思考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韩国和朝鲜富有创意的复合国家的形态能促进东亚地区的多种自治权运动的发展。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不论中国大陆与台湾表面上拿出什么样的政策——香港式的“一国两制”或“一国三制”或帝国复活，朝鲜半岛的复合国家所体现的精神或过程也许可以对他们寻找出路提供实质的借鉴吧。

　　五、“帝国”论与“复合国家”论的(非对称性)对话

　　前面分析到的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天下观等“作为帝国的中国”话语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无法用西方的国民国家等概念来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另一个共同点是，虽然帝国话语强调过去的遗产的连续性，但那并非一定与历史实际相符。正如赵汀阳所说，这些特点是由于“重思中国，重构中国”是帝国话语的核心问题而导致的。如果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帝国话语应该被称为“作为计划的帝国”(empire as a project)。对中国内部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对中国过去与现在的自豪，即民族主义欲望以及预测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地位与角色的一种展望;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论者来说，是以西方式近代的替代方案，提出谨慎出路的一种展显。王赓武作为处于中国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了较为婉转的描述。他认为，中国的未来“既不是国民国家也不是帝国，而是通过产业及科学与传统遗产的精髓相融合的文明，更新成一种中国式国家”，中国人所渴望的是“可以传播普遍价值的一种帝国软实力(the kind of soft imperial power)”。

　　笔者希望这种“作为计划的帝国”话语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即整个华文世界)，同时也能够成为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的普遍资源，所以笔者致力于主张应该从周边(尤其是东亚的核心现场)重新思考这一帝国话语。

　　笔者认为，为了使帝国话语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应该与(朝鲜半岛这一核心现场提出的)“复合国家”论形成相互参照的关系。因为帝国性当中除了包含“(战略性)宽容”之外还包括“扩张”这一要素，所以帝国话语不可避免地将伴随否定的意义或历史记忆，而这些反而会对中国所追求的普遍主义增加负担。此外，笔者还认为，当前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很难走出按照近代世界体制运作的国民国家的框架。关于这一点，重要的不是从过去的国民国家话语过渡到帝国话语，而是要发明出一种(“像帝国性国民国家”这样的)将两种话语相结合的，进而克服这两者的崭新的概念。应该说，复合国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种要求吧。

　　那么，从复合国家的角度考虑中国(史)会有什么优点呢?最为重要的优点就是可以摆脱帝国这个历史遗产的消极的影响。因为无论怎样重新界定或限定帝国的意义，也很难摆脱前近代“中华帝国”所包含的消极的意义，正因为此，中国人自己不也是更愿意选择文明或者天下这样的概念吗?

　　其次，可以从中国这一中心与其周边社会及国家间的非对称的均衡关系，进一步走向一个积极思考中心与周边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均衡的关系，做到充分尊重周边的主体性。例如，在香港已经实行了“一国两制”。香港已经作为中国的内境和“漏洞主权”而存在，所以对中国单一国家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台湾(至少在中短期内)也可以通过确保高于香港的独立性，(不论其表面上的国家框架如何)促进中国走向实质上的复合国家。进而对中国与东北亚以及东南亚诸国形成更具弹性的关系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个优点是，可以超越以国家为主的帝国话语，在更注重民间(社会)的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可以从崭新的视角对帝国内部的运作原理进行分析。(在此回顾一下，复合国家论本身就是市民参与型的统一论，就是在提出国家改革的意见中形成的。)从这一角度看，为了统合中国这个“综合社会”的多样性和庞大规模而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过的、相当于联邦主义的诸多构想，与基于职业代表制的民主主义理念和实践经验的价值，得到了复苏。不仅如此，还有人主张，在现今中国，“半联邦主义”乃至“新复合国家”实际上已经得以实施，所以宪法强调的单一国家的理念与现实是不相符的。虽然这种趋势集中于钳制中央集权的问题上，但是确实能起到活跃(保障多种社会势力参与其中的、中国式宽容的)国家制度的想象的作用。

　　最后一个优点是，复合国家更有利于今天的中国既站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积累成果之上的同时，有利于中国走上“后现代的帝国”(post-modern empire)时代。在重视主权的多重性、重叠性的方面，帝国话语与复合国家论是相通的。但是，复合国家具备将短期的国家改革的课题与主权的重构这一中长期的克服国民国家的课题相结合的问题意识和一贯的实践姿态，这正是帝国话语与复合国家论的差异。换句话说，复合国家论所提出的疑问正是“后现代(实际上是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是否必须是“帝国”的世界秩序这一问题。

　　面对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难题，帝国话语中包含着一种期待，那就是“作为帝国的中国”不仅成为有利于中国人的帝国，同时成为有利于世界所有人的“好帝国”。但是为了使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真正得到实现，光靠理解中国“帝国性”的历史与现状是不够的。中国会成为顺应世界体制逻辑的帝国(换句话说，成为继承美国的霸权国家)，还是成为违背世界体制逻辑的帝国，亦或者，中国的选择会超出以上两种道路?我们有必要在世界体制本身的根本变革中，摸索出创造性地运用其帝国遗产的方法。现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会作出怎样的选择?这个问题虽然在原则上是由中国人来决定的，但生活在联动的东亚之中的我们也不得不寻找介入中国人的选择的余地。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确立笔者所提出的“批判性的中国学”，使中国与其周边各国主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借鉴的(即“共同主观性”)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在批判性地探讨了帝国话语之后，为了克服其局限性，试图用东亚核心现场之一的朝鲜半岛中形成的复合国家论这一思想资源与帝国话语进行了对话。笔者之所以进行这种探索，正是出自上述批判性中国学的研究态度。在现在世界学界的话语环境中，虽然这一对话无疑会以非对称的方式进行，同时朝鲜半岛的复合国家建设仅仅是解决南北问题这一当前问题的一个环节，而中国走向复合国家的道路是与世界体制的变革相连的长期的课题，但是只要两者能开始进行沟通，那么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必定会对实现主权的分割 / 分享的另一种国家构想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