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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内涵、属性、走向

发布人:春秋智谷  /  发布时间:2018-04-23 11:52:20  

[摘要]:瑞典模式是瑞典社民党在长期的执政中创造的,其以社民党长期执政、阶级合作、混合经济、全面的福利制度和中立的外交政策为特征,但瑞典的基本制度仍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是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进入新世纪,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瑞典社民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论文关键词:瑞典模式,瑞典社民党,民主社会主义

一、 何为“瑞典模式”

最早提出“瑞典模式”一词的人是法国《快报》主编施赖贝尔,其在《美国挑战》一书中首先运用该词。但对于何为“瑞典模式”,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笔者认为在给“瑞典模式”下定义前,我们先要搞清楚“模式”的含义。“模式”一词用到描绘一个国家发展时,它应该是指一个国家所特有的做法。因此,所谓的“瑞典模式”应该是指瑞典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执政期间根据瑞典的特殊的国情及当时的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探索形成的一套特有的制度,其应该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等。瑞典社民党在其执政期间,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其理论和实践,从福利社会主义到职能社会主义,从基金社会主义到科技福利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发展的模式,其具体来说是: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社民党的与时俱进和阶级合作政策;在经济层面上实行混合经济体制;在社会层面上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在外交层面上奉行中立政策。

(一)政治层面

在政治层面,瑞典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瑞典现行宪法规定,瑞典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作为国家象征仅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职责,不能干预议会和政府工作。议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构,由普选产生。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对议会负责。从瑞典宪法中我们可以看出,瑞典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和三权分立。此外瑞典还实行多党制,在瑞典,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有社会民主党、温和联合党、中间党、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党等,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是社会民主党。因此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瑞典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基本没太大的区别,但瑞典也有其特殊的内容,这些特殊的内容构成了“瑞典模式”在政治层面的基本内容。

1、瑞典社民民主党的与时俱进。瑞典模式的形成与社会民主党的与时俱进是分不开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89年,1917年与瑞典自由党联合执政,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尤其是1932年到2006年,社民党单独执政或共同执政长达65年。瑞典社民党不仅是其国内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同时也是欧洲执政

作者简介:郑丙浩(1987— ),男,浙江台州人,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主社会主义。

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早在建党初期,瑞典社民党就领到瑞典工人运动,并取得了普选权和八小时工作制等成就。在社民党成为执政党后,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推进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缓和了劳资的矛盾。1928年社民党主席汉松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推行福利社会主义,并经过后几任的完善,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瑞典模式”。由于这一政策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使社民党单独执政44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瑞典社民党对其理论进行了创新,先后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科技福利社会主义”等思想,以解决瑞典面临的新情况。正是瑞典社民党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政策,是瑞典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条件。

2、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瑞典的阶级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民党和其他政党的合作,二是劳方和资方的合作,三是社民党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合作。早在1928年汉松提出“人民之家”思想的时候,就有阶级合作的思想,它认为,为了使党赢得农民和中间阶级的支持,瑞典社会民主党应自称为人民的党,以使人民获得自由,为人民建立一个民族之家。1932年瑞典社民党上台执政后,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其后在埃兰德执政期间,进一步使政治妥协制度化,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和“哈普森民主”的方式,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了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和合作。社民党所采取的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的政策,不但是其长期执政的原因之一,同时对缓和瑞典的阶级矛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经济层面

瑞典经济典型特征是混合经济。何为混合经济,就是指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和私有制相结合;在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调节相结合。当然也可以概括为私有制的绝对主导地位和强调政府对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混合经济的特征是:

1、在所有制结构上,瑞典是以私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辅的结构。战后,卡尔松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认为:在混合经济中,可以将私人资本所有制得某些职能社会化,就可以改变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因此,社民党并未公开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采取了“在一定程度上,私人企业在给民众提供福祉、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劳动以及生产物质因素方面都是十分成功的,在将来应允许它像战前一样发挥作用”。 [1]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私有企业占工业生产的九成,而且这些私人资本也是高度集中的。资料显示,有100个大家族控制了瑞典经济的95%。其中15个大家族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工业,垄断寡头瓦伦堡家族控制着40多家大银行和大公司,雇佣职工40多万人;全国1%的股东掌握全国三分之一的股票;占全国人口的5%的富翁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2]

2、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确切的来说,目前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都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接受了“国家干预”的理论,政府除履行“宏观调控”,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社会保障措施。相区别的是瑞典社民党上台政府将这一功能发挥的更加完善。在30年代初瑞典社民党上台后,就主张在保留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国家调控引导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来实现混合经济,此后,瑞典还完善了预算、信贷等制度,使之在国家干预中发挥重要的地位。同时瑞典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用于投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部门,实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3、经济民主。瑞典通过立法保障保障工人参与企业管理,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力、强制雇主改善工人条件。如1976年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1983年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同时,工会在企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瑞典社民党支持工会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通过立法规定企业的一切重大决策必须听取工会的意见,以限制雇主的权力。如1938年汉森政府鼓励工会联合会与雇主联合会签订“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和机构。

(三)社会层面

在社会层面,“瑞典模式”表现为建立完善系统的福利制度。瑞典的福利制度建设开始于1928年社民党主席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汉森政府改变了瑞典由原来的社会救济性质的福利,使之向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并逐步推行了退休制、失业保险、工时法、普遍医疗保险制、九年义务教育制等一系列措施,同时修改养老金条例的法案,使医疗保险体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二战后,瑞典受“贝费里奇思想”的影响,其福利制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贝费里奇思想”强调的是全民福利的“3U”标准原则,即福利保障与公民资格相联系,不管收入状况和工作表现如何,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统一标准的保障待遇。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瑞典的福利制度无论从其覆盖面、体系化还是制度化,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瑞典的福利制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社会保障对象具有全民性的特点。“不让一个人掉队”是其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瑞典人无论收入如何,都可以享受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社会保障;二是制度化,一方面瑞典通过立法来规定社会保障的内容,另一方面瑞典又把福利国家制度变成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三是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全球最高。


 

(四)外交层面

瑞典从其本国的利益出发奉行“和平时期军事不结盟,以求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守中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一个学者所言“瑞典的中立政策不仅仅是一项政策、一个哲学,它简直就是一个自然地本能。”[3]在二战期间,瑞典以武装的中立成功的保住了中立的地位。与其他国家交往中,瑞典积极地开展多边自主的外交,对重国际事件都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见解。瑞典在大国面前经常充当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同时瑞典积极地反对侵略扩张、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在邻近地区、欧洲和世界事务三个层面瑞典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其认为合作即安全,邻近地区是自身的安全基础。

瑞典推行的中立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苏两大集团的直接对抗,为维护区域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瑞典“正义的中立”还赢得了广大的发展国家的支持,推动了瑞典和这些国家的合作,从而为扩大了瑞典的国外市场,促进本国的繁荣。

二、 “瑞典模式”的属性

瑞典模式到底属于何种社会形态,这是理论界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瑞典模式”是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高扬社会主义旗帜”,“普遍福利形成社会和谐”, 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如同“中国模式”一样,“瑞典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的一种,它不但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而且在许多方面也为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者所借鉴。[4]但大部分学者认为瑞典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对什么是社会形态有不同的理解。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的“五形态说” ,指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再加上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形态就呈现出五种社会形态,而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其以社会化生产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马克思从对所有制关系的把握中,梳理出一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范畴。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高放教授曾用21个字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了个定义: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6]这个定义不但简介明了,而且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我们以此标准来看瑞典模式,首先看瑞典的经济基础,瑞典实行的是混合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私有制为主、国有经济为辅的结构,在分配方式上是以按资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的结果。其次看瑞典的上层建筑,瑞典实行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其在意识形态上虽然也部分的以马克思的唯物论为指导,但其总体上来说,其指导思想是多元。综合上述,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但有的学者提出:“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哪个国家公职人员比瑞典的公职人员更廉洁?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更大份额?又有哪个国家的“三大差别”比瑞典小?哪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人民更全面优厚的社会保障?”[7]该学着注重从分配的角度来强调瑞典公平,而忽视了瑞典的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的确,无论是在政治民主程度,经济发达程度还是福利制度上,瑞典确实要比现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要领先,但是作者忽视了现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贫穷和落后的基础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瑞典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了上百年,故经济基础本来就好,政治制度上也比较完善。因此不能将这两者进行比较。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瑞典的基本制度属性虽然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改良资本主义制度。这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经济民主和社会保障方面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8]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并不是首先在头脑中构建起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所谓“理想”,然后根据自己绘出的蓝图去“自觉地”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而只是通过适当形式去解放“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同时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水平,新的生产关系必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旧的生产关系中萌发的。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瑞典中萌发,是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

三、 “瑞典模式”的走向探析

瑞典社民党建设的“瑞典模式”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不非一帆风顺的。

进入21世纪也来,瑞典社民党曾在2002年全国大选中不仅保住了执政党的地位,而且得票率增长了3.4%,成功的击退了右翼势力的进攻。但在2006年的大选中,在野的温和联合党、人民党、中央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联盟,击败了社民党,社民党也遭遇了历年大选中最差的一次。进入新世纪来,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创造“瑞典模式”的瑞典社民党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福利制度的挑战

瑞典的福利制度仅仅在分配领域的调整,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来追求全体国民的平等,并没有解决瑞典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瑞典的高福利政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其巨额的福利支出,给瑞典经济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影响。这些消极的影响有:(1)高额的福利支出超出了经济增长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分享的结果。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瑞典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远远地高于经济的增长,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为了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不得不向外举债。同时这种财政赤字还造成了瑞典的通货膨胀严重。(2)高税收政策抑制了企业的积极性。瑞典的庞大的福利支出靠高税收来维持的,这就大大的抑制了瑞典企业的积极性,造成了大量企业迁出瑞典,来避开高额的税收,这就破坏了福利制度体系的基础。(3)高福利政策导致瑞典社会生产率下降。瑞典的高福利政策是靠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维持的,税收过高,也就意味着追加的劳动生产物大部分落到政府的手里,切断了劳动与收益联系,大大的打击了劳动的积极性。

 福利制度对于人民来说,只能增不能减,这就给社民党带来巨大的挑战,社民党也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这两者关系,瑞典社民党在这几十年来在政坛的沉浮,也都与福利制度有关。因此,在新世纪,瑞典社民党要处理好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使得社会福利实行不至于影响经济发展,在经济竞争中又不至于落后于其他国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二)瑞典社民党面临的挑战

1、瑞典社民党的挑战首先来自政党组织结构转型的挑战。

成立于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全称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党,同其他欧洲社民党、工党和社会党一样,其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代表产业工人和中下层群众的利益。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人阶级中分离出中产阶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产阶级不断地壮大,而传统的产业工人却不断地衰弱,为了应对这个现状,社民党也宣称自己是超越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全民党,是环境党,女权主义党,极力的淡化其阶级色彩。在2001年11月6日通过的该党的党纲中指出,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近几年来,在社民党领导人讲话中,多次强调自己是跨越阶级与集团利益的多元化的“现代政党”、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传统立场。[9]工人阶级在在社民党的政治议程中的中心地位也正在被中产阶级所取代,但中产阶级具有摇摆性的政治特点,其政治态度往往是不稳定的,因此加大了社民党选举的难度。同时瑞典社民党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内部的紧张的关系。最突出的矛盾体现在对工会的立场上,由于社民党放弃或谈化阶级立场,他们当前的立场显然是以排挤工会为目的的。它们所强调的后现代价值观念,个人责任、公民权利也对传统工会提出了挑战。

2、新自由主义、绿党政治的冲击。

首先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冲击。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因此,新自由主义大肆攻击社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认为社会党人所倡导的福利国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因此如何解决好新自由主义所指出的福利国家的缺陷问题,特别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就成了社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次是受到绿党政治的冲击。与传统政党不同,绿党的意识形态则公开希望超越阶级界线, 超越左派和右派,把与人民和自然界共存亡, 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目的。绿党的主张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更不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出发点是全人类的,不分阶级和阶层,它所关心的不是哪一个阶级、阶层或哪一部分人的生存,而是整个人类和星球的生存。绿党的崛起使一些不满左翼政党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原则党员转投绿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社民党的基础。

除了福利制度和社民党自身建设的挑战外,“瑞典模式”还面临着经济和外交等一系列的挑战,如国内产业空心化、在全球化的环境下的如何处理外交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好坏直接关系到“瑞典模式”的发展和社民党的执政。因此,“瑞典模式”和瑞典社民党在新世纪何去何从,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参考文献:
[1]Lindbeck.Theories and Problems in Swedish Economic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1960
[2]丁冰.我们应该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J].中华魂,2007,(06)
[3]Ake Sandler.Sweden’s Postwar Diplomacy: Some Problems,Views,and Issues[J].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960,(04)
[4]袁霞.社会主义模式断想[J].社会主义研究,1996,(0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6]高放.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4,(04)
[7]杨启先.我对瑞典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0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9]唐海军.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及主张[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