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平崛起是大势所趋，是一个从零和博奕到时正和博奕的实现过程。这一战略的选择是历史积淀与现实发展的结果，有中国领导人的不搞霸权，和谐发展理念做保障，有中国人主静，向善，容忍，知足，中庸，好施，思和的民族性格为基础，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和对外行为中一直具有安分守己、乐善好施、宽容大度、热爱和平等优良品性。但国际形势背景博弈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无论怎样，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将显示其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一、 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性阐释 周恩来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主张把“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各种矛盾和分歧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并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和世界战略形势，并把富含哲学意义的思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28字战略方针定为我国国际战略的总方针。这一战略方针指导我们成功应对了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当人类进人21世纪，我国进入20年战略机遇期的今天，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方针仍然指导着我国的对外工作。2003年11月，郑必坚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时隔半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胡锦涛主席说，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正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这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表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有了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表明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及今后在外交内政关系上的鲜明立场。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中心思想：中国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这些和平发展的新主张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一贯的发展理念和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渴望，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而中国领导人做出这一承诺，中国实施这一和平崛起战略是有中国人内在的民族传统性格做铺垫的，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和平传统。这是我们选择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 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性格分析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按照生产方式的角度，人类传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表现为大禹治水的农耕文化，二是表现为千帆相竞的航海文化，三是表现为万马奔腾的游牧文化。我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大禹治水的农耕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传统性格。中国人历来主静，因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一开始就属于农耕民族，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养育了中华民族具有以静为主的性格，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注定造就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定，这与游牧民族以征服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也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外民族也判若有别，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生活状态，厌恶动乱，而不崇尚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人历来向善，农耕民族的生存前提是靠天吃饭，年景无常的生活状态况使他们选择以行善的方式感动神灵，求神保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就成为中国人民间崇尚的信条，中国人整体向善，其求真大于求善，而西方人则求真大于求善，这种民族心理使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上就形成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交往理念；中国人有容忍的精神品格，诗经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此我们的先辈开始了历经几千年的文明之路，伟大的民族性格逐渐形成，而且还不断发展,丰富，诗经又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及。农耕民族由于自己掌握不了命运，需要上天的恩赐和关照，因此，中国人也经历了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中华民族以其坚忍的韧性求得了生存与发展，容忍的民族性格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则是被动地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纠纷，中国人不会随意动用武力去侵犯别国的；中国人还有好施的美德，中国人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品性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孔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后世的个人修养提出了方向，还不断告诫当政者，以法，礼，德治国的三个境界，才有了后来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逐渐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性格；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中华文明的精髓之一就是崇尚和平。在以“和为贵”等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合”，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曾游说春秋各国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孟子更是主张“兼爱，非攻”。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中国从没有主动地侵略过别的国家。在公元1405年—1433年的20多年间，中国明朝的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途经东南亚、西亚、东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精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譬如人数，多次达到27000多人，船只一般超过260只，最大的船，吨位达1500吨级。仰仗这样的实力，郑和船队所到之处，皆可武力占领，不会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但郑和船队每到一地，都是尊重别国的宗教和文化，赠送礼物和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或者确立一种册封和朝贡关系。直至今天，中国人民还是秉承着主静，向善，容忍，知足，中庸，好施，思和的民族性格，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通过面向世界开放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所贡献，而且一直采取积极行动致力于睦邻友好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遭受危机国家的经济恢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我们的外表一样，是恭厚，谦逊，含蓄，内敛的而不是张扬，霸道的，以至于被那些野蛮民族看做是软弱可欺的，但是往往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会表现出另一种风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鲁讯先生对这种性格的最真切的解释。比如近代我们受到西方国家的侵扰，最后是共产党人利用西方先进的思想和伟大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从一开始这种思想就表现出了它的勃勃生机，一次次的胜利伴随的是一次次的脱胎换骨，一次次的发展壮大．开始的衣裳滥褛，简单的武器，掩盖了他们的伟大目标，和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以至于我们回顾他们的斗争历史时，只是注意到他们的勃勃生机，而忽略了他们的艰苦卓绝，那种感召力现在还让人热血沸腾。我们的先圣给我们留下了文明的种子，深深地塑造着我们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决定了我们永远不会走霸权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平发展，已经深深扎根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已经形成为和平崛起战略道路不可逆转的大气候。
三、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博奕 如同德国在19世纪崛起，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中国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引起了恐惧与羡慕。恐惧在美国以及它自己的周边国家中最为剧烈。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中国对国际牵制的细线的顺从，特别是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外部因素关键取决于美国。中美和，则世界和；中美斗，则世界格局就会产生动荡，中国和平崛起就会受到挑战。中国应如何以最小代价，确保其和平崛起，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我国在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有一些国家散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种论调不仅小国有，大国也有；不仅中国周边的国家有，远离中国的国家也有。中国的确发展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同自己以前比进步了许多，但是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仍然相当落后。郑必坚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仍然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难题的发展中国家。”“这里有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一道乘法，一道除法。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根本不像一些国家所说的那样夸大其词。中国的发展仍旧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全面建设小康之路还布满荆棘。几十年来，日本始终以亚洲“老大”自居，认为日本是亚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是亚洲安全稳定的重要一极。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日本明显地感到了压力，所以经常散布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说成是亚洲乃至世界因的不安全因素，以维持自己的地位。由于历史和领土的纠葛，中韩两国民间存在广泛的不信任，主要来自韩国方面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因为中国毕竟在历史上对亚洲有着决定性影响，现在又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并已经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其实不只是韩国，蒙古、东盟、印度等中国周边邻居对中国多有担忧。因此，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复兴耿耿于怀，甚至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这就增加了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我们必须认清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全面考量目前各国与中国之间的博弈，就要求我们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应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失去均衡的世界是强者为盗的世界，我们不做盗者但必须提防别国成为盗者。按照政治学的逻辑，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一个力量均衡的世界局面，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四、从零和博奕到正和博奕的实现过程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实施就是一个从零和博奕到正和博弈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对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凡历史上大国崛起，都采取进攻战略，因而无不引起冲突，导致战争，付出巨大代价并遭遇惨败，这就是零和博奕的过程。如德国和日本，遵循冒险进攻外交，从而引起痛苦和毁灭。美国反其道而行，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恪守孤立主义，从而使自己避免了与欧洲列强的纷争，为其崛起争取了一个和平的环境，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国家行为都是利己的，即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但损人利己，必将遭致反对和唾弃；利己利他才能得到拥护，一国才能和平崛起。所以中国须将自己的利益和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同全球福祉结合在一起，做到利己利他，一方面自己的利益要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要为一种理念服务，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反对已过时的西方大国政治，那么中国和平崛起才会受到拥护、支持，才会成为可能。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乾盛世”走向没落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落后必然导致挨打。而近代以来世界几个后兴大国，比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期的苏联，其发展历史又突出地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依靠扩张、侵略以至发动大战，还是依靠冷战、对抗来谋求国家崛起都是行不通的，争霸必然黩武，称霸必失人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并明确要求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坚信，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争霸、不称霸，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才能解决13-15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难题。 我们必须立足于对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的深刻总结，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本色，体现中国对人民意愿的自觉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进发展，中国之所以要实现和平崛起，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和蹂躏，深知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进发展，中国之所以要实现和平崛起，根本目的乃在于实现中国13亿人口之根本利益，唯有和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唯有发展，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因此，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有其客观性和人民性，决不是心血来潮之物，决不是空穴来风之举，任何人要改变它，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一过程的实现，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来说，无疑会达到“双赢” 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和平地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使五分之一人类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文明，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个性，但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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